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 《王制》之天下千七百七十三国，正略合周制千八百数，《孝经》列爵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亦合周爵五等说，故王莽一归于周。

但与杜佑此二处的不同在于，杜佑完全是以《王制》所述周制为周代史，所以可用《左传》之史实来证明《王制》之制度。《周官·大司徒》载：诸公之地，封疆方五百里，其食者半。

郑玄注经以《周礼》为本。[注：殷汤承之，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，亦分为九州，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。即便如卢植说，也在司马迁之前，更远在班固之前。然而，封国大小问题，《史记》列鲁、卫、齐诸国情况，皆据史载与实际地理相结合而言之，考古说以合事实，此良史之法也。但是，由于在郑玄的解经法中，判定经文的属性涉及到尧、舜、夏、殷、周的不同，而在后世史家的眼中，尧、舜、夏、殷、周，不止是经书内部经文所系的序列，而且恰恰就是一个上承黄帝，下接秦、汉、魏晋、六朝的时代序列。

然以经本无文，经说又异于此，故八百之数出自何典，至今已不得而知。例如，在《通典》中，殷、周二代的历史书写，于郑君是注经法，与杜佑是述史法。]，这是论证礼的先天条件——人性论根据。

这看起来颇为矛盾：荀子一方面说儒者，法先王，隆礼义，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[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，第117页。既循旧名，必变新名，以反其旧。法先王，统礼义，一制度……苟仁义之类也……则举统类而应之……张法而度之，则晻然若合符节，是大儒者也。这就能够保证人们在正名或制名之际达成共识，从而约定俗成。

然而这样一来，荀子恐怕也就偏离了生活–存在的思想视域。这其实是儒家正义论的最核心的观念结构义→礼，亦即正义原则→社会规范，涵盖正义原则→社会契约。

这看起来过于理想主义，但随后的适宜性原则将会对此做出调适。这也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之一，《论语》载：子贡问政。前述荀子对战国时代国际盟约的失望，也与此相关。二是王者之制名，这是有作于新名，即后王创制新名。

所谓自然法（natural law）其实也就是这样理解的俗成。对于历史主义的进步观念，不必赋予进步概念过多的具体内涵，只需强调自由的增进足矣：凡是增进人类自由的就是进步的。] 这里涉及两个关键概念即义与礼之间的关系，荀子强调加义乎法则度量，即正义原则乃是优先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价值原则，此即上文提到的义→礼结构。而学术界近年来对进步主义颇多微词。

荀子将其分为两类三种：第一类是关乎政治的刑名、爵名、文名，均从旧名，但在商周之间有所选择。而这又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，即隶属于儒家正义论的仁→义→礼理论结构。

而谈到礼，就进入正义论（theory of justice）的范畴了。于是，俗成就是一个值得更进一步深究的问题。

]，批评惠施、邓析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。[《荀子·不苟篇》，第48–49页。[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，第138–140页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契约或约定即属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范畴，亦即礼的范畴。散名之加于万物者，则从诸夏之成俗。按此，人人都具有能够意识到上述欲→争→乱→穷后果之恶的认知能力，故塗之人可以为禹，因为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，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[《荀子·性恶篇》，第442–443页。

]，认为法先王，顺礼义，党学者，然而不好言，不乐言，则必非诚士也[《荀子·非相篇》，第83页。为此，紧接着，荀子提出了制名之枢要，即约定俗成的理论。

因此，对于正名或制名来说，约定俗成是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：约定的前提是俗成，而俗成的前提则是移风易俗，变恶俗为美俗。] 言道德之求，不二后王。

父的行为之实，要符合父之名分。]，就意味着俗是可易——可以改变的，也就意味着俗成之名是可以改变的，这正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。

我们看《强国篇》，荀子回答入秦何见，就很清楚：一方面，他所看到的强秦其实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，预示着后来的皇权专制帝国，他却加以赞叹：佚而治，约而详，不烦而功，治之至也，秦类之矣。]，这是荀子属于儒家的特征之一。] 一、社会契约的正义原则 遍检《荀子》全书，共有三处、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谈到契约：一是《富国篇》与《王霸篇》谈到国际政治盟约、国内政治信约，两者都是政治契约问题。其实，这取决于怎样理解进步。

显然，约定或契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，当然也应当符合这两条正义原则。]，蕴涵着更为深层的思考：它并非仅仅着眼于现代社会形态，即并非仅仅适用于现代政治哲学，而是着眼于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正义问题的一般性原理，因而可以演绎出现代政治哲学的结论。

[《荀子·王霸篇》，第202、205页。人们签定契约，乃是建立一种用以约束各方未来行为的规范乃至制度，这显然属于正义论的制度正义（institutional justice）范畴。

但这样一来，问题也就来了：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封建制、宗法王权列国制度转变为郡县制、家族皇权帝国制度，在这样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，必定出现许多新的政治之实，这就需要制定新的政治之名，即建构新的名约。纵性情而不足问学，则为小人矣。

国际方面是约结已定，不欺其与，从而与国信之，这是讲国与国之间的契约。散名之在人者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，性之和所生、精合感应、不事而自然谓之性。第四编第五章荀子论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、第六章荀子论正义原则中的适宜性原则，第374–423页。惟大盗利用乡愿，惟乡愿工媚大盗。

这其实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[ 韩愈：《原道》，见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马其昶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3页。但是，荀子并未直接明确地诉诸于此，而是诉诸于人性论： 关于约定俗成何以可能的问题，荀子再次诉诸其人性论：凡同类同情者，其天官之意物也同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，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。

] 欲观圣王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事实上，荀子对仁爱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。

第三编第五章孟子论正义与正当：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、第六章孟子论正义与适宜：正义原则中的适宜性原则，第249—275页。但必须指出：荀子并不是否定国际盟约，而是强调国内政治的善否对于国际盟约实际效果的决定意义。